我抵达伦敦之后很快就开始演讲，继续康士坦丁堡与Ekaterinodar的工作。我听说葛吉夫带着他的Tiflis的团体以及我在康士坦丁的堡团员抵达德国。他试图在柏林和德勒斯登筹备他的工作，意图购买德勒斯登附近Helleran的前Dalcroze机构，但全都没有结果，好像是关于购买方面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而走上法律诉讼。在1922年二月，葛吉夫来到伦敦，我理所当然立刻邀请他来我的演讲会场，将他介绍给所有来三加的人。这回我对待他的态度来得更为确定，我仍然对他的工作有很多期待，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助他设立他的机构与安排他的芭蕾，但我并不相信我有可能跟他工作。我再次看到所有以前在Essentuki开始出现的障碍，这次甚至在他抵达之前就出现了。外在情况是葛吉夫对达成他的计划已经做了很多，最主要是他已召集了大约二十位核心人物，由他们就有可能开始。芭蕾所需的音乐几乎已经准备妥当，由一位知名的音乐家合作完成。机构的筹备已经逐步进行，但却没有钱将这一切付诸行动。葛吉夫在抵达伦敦之后立刻说他想要在英国开设他的机构，许多来听我演讲的人都对这构想有兴趣，因而在他们之间自行募款来解决金钱上的问题，相当数目的一笔钱立刻便交给葛吉夫去安排他的整个团体旅行到英国。我继续我的演讲，将话题关连上葛吉夫在伦敦逗留期间所谈的。但我自己已经决定，如果机构开设在伦敦我就到巴黎或者美国。机构终于在伦敦开张，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失败了，而由于我伦敦的朋友以及那些来听我演讲的人所筹募的一笔相当不少的钱，葛吉夫在法国买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靠近枫丹白露的Chateau Prieure，里面还附有一个废弃的大公园。
在1922年的秋天他在那里开张他的机构。一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彼得堡的旧团员，有些是来自葛吉夫在Tiflis的学生，有些则是来听我在康士坦丁堡与伦敦演讲的人，后者又分成好几个团体。以我的意见，有些人为了跟随葛吉夫而太急于放弃他们在伦敦的日常生计，当他们告诉我时已经做好了决定，我无法对他们说什么，但我恐怕他们会失望，以我之见葛吉夫的工作似乎尚未组织妥当因而不稳定。但同时我对自己的意见还无法确定，也不想干涉他们，因为如果一切都很好而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么他们就会因他们的决定而获益。
其它有些人曾经试着跟我工作，但由于某种原因而离开，现在他们认为跟葛吉夫一起工作一定会容易些，他们尤其受吸引的是找到他们所谓的一条快捷方式，当他们询问我这方面的忠告时，我当然劝他们去Fountainebleau跟葛吉夫工作。还有一些人来跟随葛吉夫只是暂时地两个星期或一个月，这些人则是来三加我的演讲而不想自己做决定，但听说别人的决定时就来找我，问说他们是否应该「放弃一切」到Fountainebleau去，并问我这是不是唯一继续工作的方式，对这我说他们应该等到我去那儿再说。
我第一次到达Chateau Prieure是在1922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那儿进行着非常有趣而且生动的工作，一个大帐棚立在那里作为跳舞与练习的场地。家务管理已安排好，房子也已整理妥当等等，整体氛围很适当，使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我记得与那时住在那里的凯瑟琳曼殊菲尔小姐的一段谈话，这在她死前不超过三个星期。是我自己给她葛吉夫的住址，她曾经来听我的演讲两三次，然后来告诉我说她要去巴黎，有个俄国医生以X光照射脾脏来治疗肺结核。我当然无法对她说什么，对我来说她似乎已经死了一半，我觉得她对这也一清二楚。 但由于所有这些，让人不免震惊于她是多么努力要善用在世的最后时日，去找寻她清楚感知存在的真理，但却无法碰触。我并不认为我应该再去见她，但当她问我要我在巴黎的朋友的地址时我无法拒绝，因为她与这些人的谈话我们早就说过了，由此我又在Prieure见到她。我们在晚上一起坐在其中一间沙龙，她以一种似乎来自空洞的非常微弱的声音说话，但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知道这是真的，也没有其它的真实了。你知道我长久以来就将我们全部的人－－毫无例外－－看做是遭遇船难而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只是我们都还不知道，但在这里的这些人知道。其它在生活中的人，还在想明天会有一艘轮船来接他们，一切又会像以前的方式继续下去。而这里的这些人已经知道不会再有旧的方式，我非常高兴我能在这里。」
在我回到伦敦之后很快就听到她的死讯。葛吉夫对她非常好，没有坚持要她离开，虽然很清楚她不能活，为这他最后收到一堆谎言与诽谤的回报。
在1923年间我相当常去Fountainebleau，也就是到Prieure去。
机构开张之后立刻就吸引了报纸的注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法国和英国的报纸都不断报导它，葛吉夫和他的学生被称为「森林哲学家」，他们被采访，他们的照片被刊登等等。
葛吉夫自己的工作在这时期，也就是从1922年开始，主要是致力于研究节奏与造型（plastics）方法的发展，他全副时间都在工作他的芭蕾，带进各种回教与苏菲的舞蹈，从记忆中找寻他多年前在亚洲听过的音乐。在这工作里有非常多的东西既新鲜又有趣。回教的旋转舞蹈与音乐毫无疑问是第一次在欧洲呈现，对那些能听到或看到的人来说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印象。
在Prieure他们也进行非常密集的头脑练习，发展记忆、注意力以及想象，更进一步与这些练习有关的是「心灵现象的模仿」。因为工作的速度以及其它种种情境，每个人在屋子里还有一大堆极费力的家务工作。
在那时期的许多谈话当中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次有关呼吸的方法，虽然这次谈话就像许多其它事情的发生一样不为人所注意，但它显示对这问题可以有一个全新观点~。
「正确的练习，」有一次葛吉夫说，「能直接导向有机体的掌握并将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机能顺服于意志，而这是从呼吸练习开始。缺乏呼吸的掌握，什么也掌握不了，但是要掌握呼吸并不容易。
「你必须明白呼吸有三种，第一种是正常呼吸，第二种是『膨胀』(inflation)，第三种是由动作协助的呼吸。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正常呼吸是无意识地进行，它是由运动中心管理与控制。『膨胀』是人工的呼吸，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说他吸气时数到十而吐气时也数到十，或者他将透过右鼻孔吸气而由左鼻孔吐气，这是经由造型装置所完成的。这两种呼吸本身并不一样，因为运动中心与造型装置透过不同组的肌肉来操作，运动中心所操作的那组肌肉对造型装置来说既不容易接近也不从属于它。但在运动中心暂时停止时，造型装置被赋予一组肌肉能够影响并且帮助它，而让呼吸的机械装置活动起来，但它的工作当然会比运动中心的工作来得差一些，而且它无法工作很久。你曾经读过『瑜珈呼吸』，你曾听过也或许读过有关东正教修道院『心智祈祷』(mental prayer)的特别呼吸，这全都是同一件事，从造型装置进行的呼吸并不是呼吸而是『膨胀』。观念是如果一个人实行这种呼吸够长久（通常都是透过造型装置），运动中心在这段时期都闲置着，因无事可做感觉无聊而开始『模仿』造型装置的工作。事情有时候就会这样发生，但这发生需要许多条件。禁食与祈祷是必要的，还有少睡以及加诸身体的所有各种的困难与负担，如果对待身体很好这就不会发生。你以为东正教修道院没有身体上的练习吗？那么你试试看做一百个按照所有规矩的伏地礼拜，你就会得到没有任何体操能产生的背痛。
「所有这些有一个目标：将呼吸带进正确的肌肉，将它交给运动中心。而如我所说的，有时这蛮成功的，但永远都会有个大风险，那就是运动中心会失去它自己适当工作的习惯。由于造型装置不能一直工作，因此比如说在睡觉当中，运动中心不想工作，那么机器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他甚至会因为呼吸停止而死。由呼吸练习所造成的机器机能混乱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当人们自己尝试透过书本作『呼吸练习』而没有适当的指导。在莫斯科经常有许多人来找我，他们从书本上学了所谓的『瑜珈呼吸』而完全扰乱了他们机器的正确运作，推荐这类练习的书本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危险。
「把呼吸从造型装置的控制转换到运动中心的控制永远不可能由业余爱好者达成，因为这转换的进行必须将有机体带到最大的张力，但一个人自己永远做不到。
「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还有第三种方法－－经由动作来呼吸。这第三种方法需要很多关于人类机器的知识，在学校里是由真正了解的人来指导，比较起来其它的方法都只是『家庭制品』而不可信赖。
「这方法的基本观念在于某些动作与姿势能够唤起你想要的任何一种呼吸，而这也是正常的呼吸，不是『膨胀』。困难在于知道什么动作与什么姿势将会唤起哪一种人的某种呼吸，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可以分成几种特定的类型，每种类型的人都有某些特殊的动作来达到同一种呼吸，因为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类型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呼吸。一个知道何种动作会导致何种呼吸的人已经能够控制他的有机体，也能在任何时刻使任一中心活动，或反之使动作停止。当然关于这些动作的知识以及控制它们的能力就像世界上任何其它东西一样都有程度之别，一个人能知道较多或较少，便能较好或较差地运用，不过现在只要了解这项原理就好了。
「这尤其重要的是关系于研究自己内在诸中心的划分，我以前已经做过许多提示。你们必须了解每个中心分成三个部份是依照诸中心主要划分成的『理智』、『情感』与『运动』，同样的原则每个部份又再分成三个更细的部份，而且，打从一开头每个中心就被分成两个部份：正面与负面。而在所有的部份当中有『卷轴』群彼此关连，有些往一个方向，其它的则往另一个方向。这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也就是所谓的『个别性』，当然在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个别性，有的只是不同的『卷轴』与联想。」
这段谈话是在花园的大工作室里举行，这工作室由葛吉夫以回教tekkeh的风貌来装饰。当葛吉夫解释过各种呼吸的意义之后，他便将当时在场的人依据类型分成三组，大约有四十多人。葛吉夫的构想是展示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人身上如何产生不同的「呼吸时刻」(moments of breathing)，例如，有些人吸气，其它人则吐气。还有，不同的动作与姿势如何能产生同一个呼吸时刻－－吸气，吐气以及停气。
在这段时期葛吉夫邀请我许多次去住在Prieure，这里面有极多的诱惑。但不管我对葛吉夫的工作有多大的兴趣，我都无法在这工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也不了解它的方向，同时我又清楚看见，如同我在1918年于Essentuki 所看见的，这个组织中有许多破坏性的元素，它终归要解体。
在1923年的冬天，葛吉夫在巴黎的Champs Elysees戏院安排了回教舞蹈、动作节奏、以及各种练习的示范演出。
在1924年一月初的示范演出之后，葛吉夫带着部份学生远赴美国，意图在那里安排演讲与示范。
在他离开的那一天我在Prieure，这离别让我想到很多他在1918年离开Essentuki的情景，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
回到伦敦那一天我对那些来听演讲的人宣告说，未来我的工作将以1921年始于伦敦的方式完全独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