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谈及同一个问题时葛吉夫说:
「你们仍有许多东西无法理解,因为没有好好思量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字眼。譬如你们从不曾想过认真(to be serious )是什么意思?试着给自己找到答案,认真什么意思?」
「对事抱持严肃(serious )的态度。」某人说。
「每个人都这么想,事实上正好相反,」葛吉夫说:「对事抱持严肃态度一点都不代表认真,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什么事情?许多人对鸡毛蒜皮的事认真得要命,他们能说是认真吗?当然不能。
「错误在于人对『认真』这个概念视情况而定。某一件事对某人很是重大,另一件事对另一人非同小可,实际上认真是一个绝不能视情况而有所更动的概念。只有一件事一直对所有人而言是非同小可的,一个人对它的留意程度可能有别,但是事情的重大性不因此而改变。
「假如一个人能了解一般人生活的种种恐怖,他们终生都绕着小志小趣在原地打转。假如他能了解他们所失去的,他就会了解只可能有一件事对他非同小可──逃离一般律则,得到自由,对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还有什么非同小可?只有这一件事:怎样拯救自己,怎样逃狱,没有比这更重大了。
「当我说一个obyvatel比流浪汉或疯子还认真时,我指的是obyvatel习于处理真正的价值。因而在评估『道路』的可能性以及『解放』和『拯救』的可能性方面都要比一个终其一生留连于想象的价值、想象的兴趣和想象的可能性的人来得迅速而深入。
「那些不把obyvatel看在眼里的都是活在幻想里的人,他们主要的幻想就是能做,obyvatel知道他们只是在骗人,只是向人们拍胸脯保证天知道什么东西。或者他们是疯子,那更糟糕,换句话说,他们听信别人所说的一切。」
「那些对obyvatel、obyvatel的意见、obyvatel的兴趣语出不屑的政客又属于哪个范畴呢?」某人问。
「他们是最差劲的obyvatel,」葛吉夫说:「也就是没有一丁点足以弥补缺点的obyvatel,或者他们是庸医、疯子或恶棍。」
「但是难道政客之中没有诚实正直的人吗?」某人问道。
「当然可能有,」葛吉夫说:「但是在这情况中他们不务实际,而是梦想家。他们会被人利用,作为烟幕以掩盖其偷鸡摸狗的行径。
「obyvatel也许不是以哲学思维得知下面这道理,他无法条理分明地陈述,但是他从自己磨练得来的精明知道事情是『自行发生』(do themselves ),因此他打心底嘲笑自以为或想向他保证他们可以彰显一切事物意义的人,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仰仗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改变或是能做任何事。这对他而言并不是认真,而了解什么不是认真有助于他去评量什么是认真。」
我们常常讨论有关工作困难的问题,我们共同生活及工作的经验经常使我们猛地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早已潜于自身而新看出的障碍。
「整个重点就在于甘愿牺牲一己的自由,」葛吉夫说:「一个人有意无意总在想象他正在挣求自由,而这一点最阻碍他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过一个能得到任何成果的人迟早都会归结出他的自由只是幻影,因此他同意牺牲这个幻影。他心甘情愿变成奴隶,他遵照指示行事,遵照指示说话,遵照指示思考。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因为他本来就一无所有,而如此他得到一切。在他的了解、同情、品味及渴望之中所有真实的一切都会回来,还伴随着他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新东西,以及一种内在的统一及意志之感。然而要达到这境地,一个人必须经过艰辛的奴隶及服从之路。而如果他想有所成就必须内外都服从,这需要很大的决心。而决心需要深刻体认到没有其它道路可行,一个人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但在同时又需要做某事。
「当一个人获致结论认为他不能,也不想再循旧有模式生活时,当他真真切切看到他的生活由何组成而决定要工作时,他必须真诚对待自己,以免落入更遭的地步。因为没有比开始工作然后离开不干,因而两头落空更不堪的情形了,从未开始工作还来得好。为了不要徒劳无功或冒险为自己所欺,一个人应该多次试探自己的决心,主要他必须知道他想要走多远,他愿意牺牲什么。没有什么比一切这两个字更容易说。一个人永远不能牺牲一切,实际上也不能如此要求他。但是他必须清楚界定他愿意牺牲什么,其后不得讨价还价。否则他就像亚美尼亚童话中那只野狼没有两样。
「你们知道亚美尼亚关于野狼和小羊的童话吗?
「从前有一只野狼残杀大批羊群,使许多人欲哭无泪。
「后来不知怎么他突然感到良心不安,而想悔改,所以他决定洗心革面不再屠杀羊群。
「为了郑重起见,他去见一位牧师,要求他举行感恩祈祷。
「当牧师开始进行仪式,而野狼在教堂当中流泪祈祷。仪式进行良久,这狼残杀了许多牧师的羊,因此这牧师虔心祈祷野狼是真心悔改。突然间,这狼瞥向窗外,看到羊群正被驱赶回家,他开始坐立不安,而牧师仍旧没完没了。
「最后这野狼实在忍不住了,他大喝:
「『结束吧!牧师!不然羊群都被赶回家,我的晚餐就没有着落了!』
「这是个绝佳的故事,因为它生动地描绘了人的状况。他甘愿牺牲一切,但毕竟今天的晚餐是另一回事。
「人总是想要轰轰烈烈的开始,但这是不可能的,你别无选择,你必须从今日之事开始。」
我现在引述一个非常能代表葛吉夫教法的例子。我们一行在公园散步,连葛吉夫一共六人。其中一人问他对占星术的看法如何,那些或多或少为人熟知的占星术理论可有任何价值。
「有,」葛吉夫回答:「不过那要看人们如何理解。它们可以有价值,也可以一文不值。占星术只处理人的一部份,只处理他的类型,他的本质——而不处理个性,后天得来的特质。如果你们了解这点,就会明白占星术的价值为何。」
以前我们团体也谈过类型,而在我们看来,类型的学问是对人的研究中最困难不过的部份,因为葛吉夫几乎不给我们任何指点而要我们自行观察。
我们继续散步,继续谈论,设法说明人的身上有什么可能受行星影响,什么则不能。
在我们离开公园之后,葛吉夫闭口不语,上前几步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边走边谈。在经过一棵树时葛吉夫的乌木手杖──上有一高加索式的银把柄──掉在地上,其中一人弯身拾起递给葛吉夫。葛吉夫走了几步以后回身问道:
「那就是占星术,你们明白吗?你们都看到我掉了手杖,为什么你们其中一人把它捡了起来?你们自己说说原因。」
第一人说他没有看到葛吉夫掉了手杖,因为那时他正看向别处。第二个说他看到葛吉夫并非不经意地掉了手杖,好比手杖被某物绊到怎么的,而是故意松手让手杖掉落,这举动引起他的好奇,等着要看后果如何。第三个说他看到葛吉夫的手杖掉了,但彼时他正专心思索占星术,尤其是想要记住葛之前说过的话,所以不曾留意手杖一事。第四个看到手杖掉了正想要去捡起来,另一个人已经拾起交给葛吉夫了。第五个说他看到手杖掉了,然后他看到自己把它拾起交给葛吉夫。
葛吉夫微笑地听我们述说。
「这就是占星术。」他说:「在同一个情况里,某人看到,做出一个举动。另一个人另一回事,第三个人第三种模式,诸如此类,每个人都依他的类型行事。用这种方式观察自己和别人,也许往后我们会谈论一种不同的占星术。」
时间飞也似地流逝,短暂的Essentuki 夏季即将结束,我们已经开始设想冬季,订定了一大堆计划。
但突然一切改观,以了一个对我而言纯属意外的理由,导因于团体一些成员之间的摩擦,葛吉夫宣布要解散整个团体不再工作。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相信,以为他是要试炼我们。当他说他要到黑海岸去,只与Z同行时,除了我们少数几个人要回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其余都宣称要跟随他不论至何处。葛吉夫同意这项要求,但他说我们要好自为之,不论我们如何仰赖指望,都不会有任何工作。
这一切使我大为吃惊。我认为这时节最不适宜「表演」。而假设葛吉夫所言为真,那么这一切事情又何必开始?在这段时期我们并无新的改变。假使葛吉夫就我们原有的状况与我们开始工作,为何却在这时停止不干?这改变对于我的生活并无影响,因为我已经决定不论如何要在高加索过冬。然而它对于一些仍然不十分确定的成员却影响甚鉅,造成不能克服的障碍。而我得承认,从这时起我对葛吉夫的信心开始动摇。情况究竟为何,特别使我恼怒之处又为何,时至今日我甚至还很难界说。不过事实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把葛吉夫本人与他的观念作了划分,在那之前我从未区分两者。
八月来时,我先跟葛吉夫到Tuapse,从那儿前往圣彼得堡去带回一些东西;不幸的是我得留下所有的书籍,我想那时把它们带到高加索去太冒险了。然而在圣彼得堡,一切东西当然都已经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