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谓的「不同宇宙的时间表」中，另一件令我感到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同宇宙的不同时间与人体诸中心的关系。
关于人体诸中心速度的巨大不同，葛吉夫曾谈过许多次。前所表述过的生理机制的内在工作速度使我想到：这个速度属于本能中心。以此为基础，我试着从理智中心着手，以一套完整的觉知(apperception)，亦即对外来印像的接收、分类和定义和反应所须的时间，作为它的工作单位。如果诸中心彼此之间的关系同于诸宇宙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恰恰等量的时间内，可以有30,000次觉知通过本能中心、30,0002次觉知通过高等情感中心和性中心，30,0003次觉知通过高等思考中心。同时，如葛吉夫所曾指出的，根据诸宇宙相互关系的律则，本能中心相对于头部或思考中心，应该包括两个宇宙，也就是，第二个小宇宙和三重宇宙。进一步而言，高等情感中心和性中心应各别包含第三小宇宙和中央宇宙。最后，高等思考中心应包含第四小宇宙和二重宇宙。
但后者指涉的是更高的发展、是人类不能凭偶然或自然地获致的发展。在人的正常状态中，以速度而言，性中心较其它中心拥有最大的优势：它的工作比本能中心或运动中心快了30,000倍，比理智中心快了30,0002倍诸中心与诸宇宙的关系，以我之见有很多可能的研究已被开启。
另一件引起我的注意是：我的表和Gnostics以及印度境内所保存的「时间之宇宙性计算」一一如果可以这么表达的话 一中的一些想法，甚至一些数字不谋而合。
光的一天是世界的一千年；而世界的365,000天只是光的一年!
此处的数字与我的表不合，但在印度文的写作中，有些契合则是不容置疑。他们谈到「婆罗门的呼吸」，「婆罗门的一昼夜」，「婆罗门的一纪」。
如果我们以印度著作中关于年的数字为例，那么，Mahamanvantara也就是「婆罗门的一纪」，或者说是311,040,000,000,000年(十五位数)；就几乎与太阳的存在期限(十六位数字)相符；而「婆罗门的一昼夜」，8,640,000,000(十位数字)，又几乎与太阳的一昼夜(十一位数字)相符。
如果我们探讨印度观念中的宇宙而不涉及数字，又出现其它有意思的相契之处。如果我们将婆罗门当作是本初宇宙，那么「婆罗门吸进又呼出万有一切」这段话便与我的表相合，因为婆罗门(或本初宇宙──二十位数)的呼吸，与大宇宙的生命期限相当，而大宇宙就是我们肉眼所及的宇宙，或者繁星的世界。
我和Z谈了很多关于「时间图表」，我俩都非常感兴趣当见到葛吉夫时他会怎么说。同时，时间也逐渐过去。终于在六月初时，我收到一张来自亚力山卓的电报：「如果你想休息一下就到我这儿来。」，是葛吉夫！
两天之内我就离开了彼得堡。「没有权威当局」的俄国展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观，感觉好像是惯性撑起原有的一切轨道。火车还照常在跑，在车站有一群愤慨的无票乘客被士兵们赶下车厢。我花了五天的时间才抵达Tiflis，而不是平常的三天。
火车在晚上抵达Tiflis，我根本不可能到街上走走，而被迫在车站的自助餐厅等到天亮。整个车站充满了刚从高加索前线自费返乡的军人，其中有很多都喝醉了。「会议」就在面对自助餐厅窗口的站台上整夜进行，某种解决办法也被执行。会议当中有三场「军事法庭」，而有三个人就在站台上被枪毙。一个喝醉的「同志」出现在自助餐厅向大家解释说，第一个是因为偷窃被枪毙。第二个则是误杀，因为他被误认为是第一个；第三个也是误杀，因为他被误认为是第二个。
我被迫在Tiflis度过白天，到亚力山卓的火车要到晚上才开。我在第二天早上抵达那里，看到葛吉夫正在为他的弟弟装设发电机。我再次发现，葛吉夫能适应任何工作、任何事业的惊人潜能。
我见到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他们是属于那种非常古老、非常特殊文化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当地民间故事、传说、传统的业余爱好者，有着某种「吟游诗人」的天性，他记得上千上万当地语言的诗歌。他们是从中亚细亚来的希腊人，但在屋子里所讲的却是亚美尼亚语，就像所有其它亚力山卓的人一样。
在我抵达之后的几天里，葛吉夫都很忙，使我没机会问他关于一般局势的想法或打算怎么做。但最后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平静下来，我们也将能够在俄国继续工作。他又说，不管怎样他都想回到彼得堡Nevsky街上看我曾经告诉他的小贩卖葵瓜，并决定过去做什么最好。我无法把他的话当真，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他说话的方式，因此便静观其变。
果然，葛吉夫在说这话的同时，又提出截然不同的想法，认为最好能到波斯或是更远的地方，他知道在Transcaucasian山里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住上几年都没有知道等等。
整体说来，我仍然有股不确定感，但还是希望在前往彼得堡的路上说服他到国外去--如果情势许可的话。
葛吉夫明显在等待什么，发电机运作没问题，然而我们毫无行动。屋子里有一幅葛吉夫的画像，这幅画像对我透露许多关于葛吉夫的为人。那是一幅放大了的葛吉夫年轻时的画像，他穿着一身黑色军大衣，一头卷发往后梳。
葛吉夫的这幅画像使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在画这幅画像时所从事的职业 虽然他从未谈起过。这发现给了我许多有趣的想法，但这是我私底下的发现，所以我将保留给自己而不发表。
有一次我试着对葛吉夫谈起「在不同宇宙中的时间图表」，但他对所有的理论性谈话都予以草草了结。
我很喜欢亚力山卓城，它还保留了许多特别及原创的东西。外观上，镇上的亚美尼亚区让我想到埃及或北印度的一个城镇，屋顶平台上长满了杂草。附近山上有一座非常古老的亚美尼亚墓园，从那儿可以看见覆满雪的Ararat山顶。一座亚美尼亚教堂里有一幅很好的圣母画像。镇上的中心地带让我想起俄国乡间一个小镇，但是在它旁边却是一个全然东方的市集，尤其是一整列的铜匠摊子，他们都在露天摊棚下工作。镇上也有希腊区，外观上最无趣，葛吉夫的房子就座落那儿。另外还有在郊外溪谷的鞑靼区，那里非常漂亮，但根据其它区的人说，那是个危险地带。
我不知道在所有这些所谓自治、共和和同盟等等之后，亚力山卓还会剩下什么，我想唯一的答案也只是Ararat山的美景罢。
我很少单独见葛吉夫，也很少跟他交谈。他花很多时间和父母相处，我非常喜欢他和父亲充满敬重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个体格强健的老人，身高中等，惯常在嘴上含着一只烟斗，头上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皮帽，很难相信他已年过八十。他不大会说俄语，但却常常跟葛吉夫一谈就谈好几个小时不停，而我也很喜欢观察葛吉夫如何聆听，他不时微笑一下，但很明显连一秒都不曾漏失谈话的主线，而且还不时提出问题和评论。老人显然很享受这些谈话，葛吉夫也将所有空闲时间都奉献给他，没有表现过一丁点的不耐，相反的，整个过程都表现出对老人所说的极感兴趣。即使其间有些部份是表演，但绝无可能全部都是表演，否则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我觉得非常有趣，也深深被葛吉夫这样的情感表达所吸引。
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在亚力山卓。终于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葛吉夫说再两天我们就可以出发去彼得堡，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在Tiflis我们见到S将军，有段时期他经常来参加彼得堡团体的聚会。和他交谈似乎使葛吉夫对时局产生新的看法，而或多或少改变了计划。
我记得往Tiflis途中在Baku和Derbent之间的一个小站，我葛吉夫有有一段有趣的交谈。为了让从高加索前线来的载满「同志」的火车先过，我们的火车在那里停了很久。天气非常热，大约四分之一哩外的?海海面闪闪发光，在我们四周除了刺眼的火层岩和远处两匹骆驼的轮廓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试图引葛吉夫谈谈我们目前立即的工作。我想要了解他打算做什么以及他希望我们做什么。
「情势对我们不利，」我说：「很清楚现在在这集体疯狂当中根本不可能做什么。」
「就是现在才有可能，」葛吉夫回答说：「情势一点也没阻碍我们，只不过是变化快了一点而已，这就是整个的麻烦所在。等五年以后你自己就会明白，现在阻碍我们的日后将证明对我们有利。」
我不了解葛吉夫的意思，不只是五年以后，即便是十五年之后也没有变得更清楚。从「事实」的观点来看，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受到「内战」、「谋杀」、传染病、饥饿等事件的帮助，整个俄国都变得野蛮残忍，再加上欧洲政客们不停地说谎，而普遍的恐慌就是这说谎所造成的。
但如果不从「事实」，而从密意原则的观点来看，葛吉夫的意思就会比较可以理解。
为什么早先没有这些体系的观念？在俄国还存在，而欧洲还是一处舒适愉快的「外国」时，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观念？现在之所以存在这里或许就是对于葛吉夫谜语的解答。为什么早先没有这些观念？或许正是因为只能在大众的注意力被引到其它方向时，这些观念才能来到那些寻找它们的人。从「事实」的观点我并没错，再也没有比「事件」更能阻碍我们了；但同时也很可能正是因为「事件」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得到我们现有的一切。
记忆中在这次旅途中还有另一次交谈。当火车久久停在某个车站，乘客都跑到站台上走来走去，我问了葛吉夫一个我还无法回答的问题，那就是将自己分成「我」和「邬斯宾斯基」时，如何强化「我」的感觉和「我」的活动？
「你什么也不能做，」葛吉夫说：「这应该是你所有的努力自然造成的结果。」（他强调「所有的」）「就拿你自己做例子，现在你应该对你的『我』有不同的感觉，试着问你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我是这按照葛吉夫所指示的去「感觉我自己」，但我得说这和我以前所感觉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迟早会来，」葛吉夫说：「当它来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不可能会有模棱两可的感觉，那是全然不同的感受。」
后来我才了解他所说的，亦即关于哪一种感觉以及哪一种改变。但这是在这次交谈两年之后我才开始发现。
从Tiflis启程之后第三天，当火车停留在Mozdok时，葛吉夫对我们（我们一共四个人）说，我将独自前往彼得堡，他和其它人会在Mineralni Vodi下车再转往Kislovodsk。
「你先到莫斯科，再到彼得堡，」他对我说：「告诉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学生说我将在这里开始新的工作，想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可以来。我劝你不要在那里逗留太久。」
我在MineralniVodi对葛吉夫和他的同伴道声再见之后独自一人继续前进。很清楚的我到国外去的计划全都烟消云散，但现在这已不再困扰我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度过一个非常艰困的时期，但现在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明白了我一直害怕的是什么，我并不怕实际上的危险，我怕的是做出愚蠢的行动，亦即在我清楚知道必然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没有及时离开。所有扛在自己身上的责任似乎都被卸下了，我并没有改变我的想法；我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说，留在俄国是疯狂的。但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完全不同：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依旧以老方式旅行，独自坐在头等车厢里。快到莫斯科时，他们要我付出极高昂的票价，因为保留的座位和我的票路线不同，换句话说，一切都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一路上我所得到的报纸都登满了彼得堡街上枪杀的消息。更甚者，现在是布尔什唯克自己对群众开枪扫射，他们在试验他们的力量。
局势到了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清楚了，一边是布尔什唯克，虽然还不全然明白即将来临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已经开始感觉到抵抗力的消解而越来越肆无忌惮。另一边是「第二个临时政府」，在 有许多正经的人了解局势，而却是无足轻重的胡言乱语者和理论家。许多知识份子都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还有先前政党及军方势力的残余。所有这些加起来可以分成两大阵容，一个是在面对所有的事实和一般常识下接受布尔什唯克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后者聪明地利用这方式逐渐占领一个个部门；另外一个则是虽然明白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和布尔什唯克谈判，但同时却团结不起来而无法产生什么作用。
民众都保持沉默，虽然在历史上或许还不曾有过这么清楚的人民意愿表达 这意愿就是停止战争！
谁能停止战争？这是当刻最主要的问题。临时政府没这个胆识，自然这也不可能来自军中的圈子。然而权力势必交棒给第一个喊出「和平」的人，无论是谁。像这样的情况通常是正确的字眼由错误的一边喊出。布尔什唯克喊出了「和平」，因为对他们而言，不论说什么都没什么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实践任何诺言的意图，因此他们只要喜欢要说多少就说多少，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优势和力量。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破坏永远都比建设容易得多。比起盖一幢房子，烧掉它是多么容易。
布尔什唯克党徒是破坏的动因。在当时及后来，他们都不能是任何别的，尽管他们那么自夸，又那么多公开及隐匿的支持者。但他们能够大肆破坏，与其说是借着他们本身的行动，不如说是借着他们的特质：他们能腐蚀、分解周遭的一切。他们这项特别的本领解释了他们一步步到来的胜利，以及很久以后所发生的一切。
我没有在莫斯科逗留，但在等待到彼得堡的夜车期间我约见了少数几个人，将葛吉夫所说的转述给他们，然后我就到彼得堡将同样的讯息传给我们团里的成员。
十二天之后我又回到高加索。在Pyatigorsk我听说葛吉夫并没住在Kislovdsk而是住在Essentuki，而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我便在Panteleimon街上的一间小型乡村别墅和他在一起了。
葛吉夫详细问及我所见的每一个人，他们说了什么，谁将会来以及谁不来等等。第二天从彼得堡又来了三个跟随我的人，然后又来两个。除了葛吉夫和我自己，总共集合了十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