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牴�共知識與制衡：中西方選舉制度的比較
　　
　　按西方的民主（投票）制度，一切人（根據特定時代的標準）都有選舉權，但是選舉權不等於被選舉權。中國的科舉也類似，我們認爲人人皆可為堯舜，也就是說，人人（在古典時代的意義上）原則上都有參政權。這有些類似選舉權，因爲人人可以，並不意味著人人就能。我們主張“學而優則仕”，只有被證明具有學識的人，才能獲得行政權。這類似只有被提名，並被選舉的人才能獲得西方的行政權。
　　那麽，爲什麽中國看重學識，而西方人看中票數呢？在中國科舉考出的是行政官，從民間輪流服役的只是吏員。而今天西方投票選出來的是行政官，公務員考出來的只是辦事員。
　　我們注意，從選舉權到被選舉權的過程，是一個具備自我觀點表達，並被民衆所認知的過程。也就是說，按照西方的模式，一個沉默的公民只能享有選舉權。只有當他建立自己觀點，並通過足夠的能量傳播出去，從而被其他民衆公認之後，才可能獲得被選舉權。也就是說，票選的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被選舉人被認知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恰恰是中國所沒有的！可中國爲什麽沒有？古代中國的政府，爲什麽不需要了解公民的主張，而只通過學識的考試，就可以接受一個公民對政權的參與呢？（請不要簡單回答我：考試能夠知道一切。我沒必要假定科舉考試有什麽特別的有效性，我寧願只把他當作一個敲門磚）西方的公民，從而西方的政府，是不可能接受一個從未表白過自己觀點的人加入他們的政治角逐的，不是嗎？爲什麽中國人可以？
　　
　　這只能從歷史文化來解答。總體來説，中國古代時一個一元主導的文明國家。我們的國家價值與一般百姓的生活原則，都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的禮樂制度，這在孔子之後被延伸為儒學，在朱子之後則稱爲理學（或朱子學，我單獨提出來是因爲這一支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很大）。雖然，儒家素來容納著法家、黃老，以至後來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並存。但由於法家、道家只參與政治風向的某些方面，而不會進行全面的影響；宗教則一直束縛於超脫的幻想，所以，實際主導中國人意識形態（如果稱得上如此嚴重的詞的話）的，就是儒家。
　　這種情況，不僅由於儒家的博大而蓋含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並且主導了三千年的文明史。所以，至少在世俗社會，在政治問題上，古典的中國人是沒有疑問的。也就是說，無論頂點的天子，還是朝廷的大儒，還是自私的姦黨，還是鄉間的生員，一直到街頭的小販，他們對於國家的政治模式與政治理念，從來沒有發生過疑問！也許他們每個人的層次不同，利益不同，遠近不同，但是就這個國家如何治理的大綱問題，是毫無疑問的一致。也就是說：中國的古典政治，是古典中國人的公共知識。
　　引申一步，這整個民族（包括周邊所有向化的友好民族），都認同這一公共知識，並遵循著這一公共知識而生活著，思考著。所以，這種政治的公共知識，實際就是這個群體的：公意。
　　
　　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人認爲，只要驗證你的學問，也就是說，你是一個能下苦功的人，是一個能夠勝任行政工作的人，那你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事實上，只要你考中了，下一步就隻剩下到吏部抽籤去決定上任了）。因爲根本不需要問你的觀點是什麽，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相互的觀點是什麽，這就是公共知識。
　　
　　作爲對照，西方是一個多元文明，在中世紀，教權、王權、領主權、民間習慣法、商人慣例、公社契約、聯盟制度，羅馬法遺存……如果一個政客不聲明自己的觀念，你根本無法想象他的背景（這裡我們不需要考慮權術）。同樣，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資產階級、壟斷寡頭、城市無產者、農民、舊貴族，以及各種教派、民族、黨派，他們的治國觀念都不相同。所以，西方的選舉，就必須基於候選人充分表達自我理念的基礎上。因爲否則，別人根本不知道你是代表什麽政治的。
　　
　　說到這裡還不夠，因爲你可以問：即便是一個一元文明，每一個官員則決策時還是要有他特殊的意見的，科舉憑什麽保證這種特殊意見符合眾議？
　　但是很遺憾，現代西方的黨派競爭表現為各候選人通過有感召力的特殊的行政意見來獲取選民的關注。但是，在古典中國，我們教育的要求就是求得行政意見的一致性。尤其是，新科進士並不知道自己會到什麽地方任職。他充其量只知道他絕不會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治理他所熟悉的民衆而已！（更多的，是他到任職後才發現他連當地人説話都聽不懂！）（有趣的是，西方選舉恰恰是地方的熟人才能獲得地方的行政權）
　　同時，中西的教育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是技術教育，成爲律師或者醫生，然後應聘或者競選，然後走向一個自己選擇的工作崗位（這裡不討論不得志問題）。但中國古典的國子監和府州縣學，以及為之服務或升華的社學、私塾、書院，都沒有技術課程。中國的古典教育，與其説是道德教育（現在好這麽理解，這是不懂《五經》的結果），還不如説是公共教育，也就是做人的常識。當然，做人很複雜，所以古典教育也很複雜，概含了從倫理規矩到心靈超脫到權衡處事的種種方面，雖然只是理論，或者先賢的事例。至於專業教育，將來不上學了，自己去摸索（做官基本如此）或者拜師當學徒（如果經商、手工則必須如此）。在這種整體效應下，一個官員所考慮和能考慮的，只有根據自己掌握的讀書能力，和書中聖賢的一些案例，來適應可能千變萬化的局面。
　　所以，與西方的行政官不同，中國的官員是說不出什麽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禮儀。在古典中國的禮儀中，只有官員向神位致祭文，或者在飲酒禮中由青年讀律令；而絕沒有西方禮儀中常見的宣誓、演説。
　　
　　所以，中國的選舉制度，是基於公共知識，並且加強公共知識。當然這並不是說個人沒有自由的餘地：那是你個人的風格。只要政治公共知識要求的事完成了，沒人管你怎麽生活。因爲在宗教和個人興趣方面（或者說在政治之外）的偏好在中國是無人干涉的，這也是公共知識。當然社會（從公意的角度看）也不會不變，但不是表現為政治政策主導社會變動。而是通過經學詮釋的漸變從知識分子當中慢慢擴散的。當新派的經學體系（比如朱子學和後來的陽明學）漸漸成爲教育工作者的公共知識時，那些經由學識而上去的禮部主管、殿閣學士也注定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於是追隨新思潮的新科官員注定越來越多。
　　
　　現在總結一下：
　　西方的投票制度與中國的科舉制度，同樣是承認人人皆有參政權的，並同樣認爲必須是經過一定程序從而滿足條件的公民，才具有最終獲得行政權的資格。
　　不同的是，基於多元政治現實的西方制度，必須以候選人表達自己的觀念並贏得公衆認可為前提，不如此，則其選舉不存在。而基於政治公共知識的古典中國，個人沒有必要表達任何特殊理念，他只需要做好自己事情就是了。
　　從基礎和程序上講，西方的方式偏重政治家的個性，其選舉結果，為眾意的折衷。古典中國的制度，偏重於政治公共知識，政治家只被要求服從公意。他行事的原則，就是主權者（在中國，就是那個天聽自我民聽的“天”）交給他的那套公共知識。
　　爲了表達個人的聲音，西方政治家必須結黨，必須能夠自由結黨。而中國古典政治家則大都明確反對結黨。
　　西方由於權力的來源，而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實行權力制衡。中國古典從無此意識，但會爲了行政及監督起見而進行職能分工。所以，古典中國教育、科舉具有獨立於政府的性質，決不因爲政治動蕩而發生變化。立法權屬於一切官員。行政和司法只是爲了防範地方割據而在省一級被分開。但監察權受到重視，而且（在原則上）富有效率。
　　爲了配合政黨和選舉，同時也是爲了公民監督被選舉人，西方社會相對中國古典社會具有泛政治化傾向，社會問題往往通過政治行爲尋求解決（所以必須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泛政治化，比如古代的宗教迫害，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從正常的鼓勵公民投票，到異常的社會主義的直接民主）而中國古典，爲了因爲科舉，而形成以教育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乃至遠方少數民族（以及國家），也會爲了科舉的誘惑，而積極學習漢文，參與考試。從而，一個簡單的哪怕鄉村小學校，也能夠成爲當地一切事物的中心。私塾的教師倍受尊敬，在鄉間擁有相當的議事權力。
　　由於有才華的人未必擅長交際和演講，而投票與被選舉畢竟是兩碼事，所以西方面臨投票的悖論（固然沒理論上那麽誇張，但一般投票參與率低於70%確實不爭的實事。而這就足以顛覆多數選擇的理念了！）另外，政黨和宣傳都需要資金支持，所以候選人往往難以擺脫財權背景；這對於大多數無此背景的選民來説，無異於玻璃天頂。中國古典則被另一個問題困擾：相對於古典時代的知識傳播能力和政府規模，參與科舉的人未免太多。於是造成科舉難度登峰造極，失去了教育意義，成爲純粹的選官指標。這雖然名義上只是增加學習的負擔，但實際上也對普通百姓製造了障礙，因爲他們難以承擔長期的學習。（當然，如果考慮到秀才以上有俸祿，以及書院支付膏火，平民之家並不是太劣勢。所以，仍然過半的科舉成功者是出自三代内無官宦背景的家庭）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政府的冗員，尤其在古典政府需要養活這大批“才俊”的情況下。
　　
　　如果讓我發表對當下的看法，那需要擴展一下。
　　投票，僅僅是西方選舉制度的一方面，其他輔助制度很多，至少包括：憲政（西方模式是少不了制衡機制的）、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像中國這樣不喜歡表現自己的人，是沒有被選舉的可能的）、平等主義（確切說是形式平等，這個不能深究）、經濟自由（如果不僅僅談論美式民主，還要加上經濟平等[一定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如果你不想因爲政見分歧而導致國家分裂的話）、足夠的中產階級（選票對於貧困人口來説價值太低）、足夠的經濟水平（否則，自由而拮据的人民會對你用於選舉的預算發出質疑的）……這些在中國大都不具備。
　　科舉，當然也僅僅是中國古典制度的一方面，但結構還算簡單：全民族的公共知識（否則你不能逃避政治家聲明理念的一環，除非你對國家穩定漠不關心），教育自由（沒有教育自由，靠政府是建不起那麽多學校的，這必須放手民間。況且，如果政府什麽都管的話，簡直是對公共知識的諷刺！當然出版言論自由更不用説），士大夫階層及他們被充分尊重（他們是受過教育，並施展教育的人。教師不被尊重，教育無從談起）。
　　兩者都有挑戰，也都有可能。大家見仁見智吧。
　　
　　補充幾個關鍵概念：
　　公共知識：邏輯學家劉易斯最早提出，後經濟學家阿曼等用於博弈分析。對於一個群體，如果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個事實f，並且每一個人都知道其他人都知道其他人都知道……這個事實f，那麽事實f，就是這一群題的公共知識。他的性質與一般的知識是完全不同的。
　　公意與眾意：按照盧梭的觀點，一群人通過公約結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他把這個契約的主體稱爲主權者）。那麽那麽作爲所有公民的整體的意志，叫做公意。在實踐上，公意表現為古老而一直受到尊重的習俗或法律，因爲只有這種歷久彌新的意志，纔能證明他對於這個共同體的合法性，從而才更能符合理論上這群人最初的社會契約。而在政治中通過個人陳述意見以及程序求出的最終結果，只能稱爲眾意。因爲他只是個人的私意的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