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提弗里斯出发的时候,地毯的买卖已经为我赚进了一大笔财富。根据我盘算,即使为留在后头的人作好准备,并扣除旅行的花费后,还有足够的钱让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老天,我们没把乔治亚人算进去!拜他们所赐,我们根本不能使用赚到的钱──那些名副其实的血汗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本地的货币在乔治亚以外的国家没有价值,没有地方可以兑换,所以要到外国的人随身带的是钻石或小幅的地毯,而不是现金。同样的,我也决定不带钱,而带了几颗宝石,和二十张珍贵的地毯。完成官方规定的所有出口手续之后,我就把它们交给同行的人分别携带。 「然而在离开巴坦(Batum)的时候,那所谓的『乔治亚特别分遣队』以模棱两可的命令,非法征收了我分给同苦修者携带的地毯,宣称那只是暂时的。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当我们采取行动要讨回地毯的时候,巴坦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那个混涨的分遣队和它的头头都已经鸟兽散,当然,地毯也没了。二十张地毯中,只有两张被救了出来,它们是由芬兰领事以外交托包方式交与机构里的一名芬兰成员。 「所以,我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几乎如同我刚到提弗里斯时一样。 「我手边只有两粒小小的宝石,和那两张地毯。即使这些东西卖到好价钱,也不够只持这么一大群人度过多久时间,特别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衣服。我们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没有衣服可买,到了这个都市,因为人们的生活多少比较正常,就不可能穿着一身破烂出门了。 「但幸运与我同在!我立刻碰上几桩赚钱的买卖。 「其中一桩是跟从一个老友兼同乡买进大批鱼子酱再转售出去;此外,我参与了某一艘船的出售。于是我的经济情况再度好转。 「还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放弃再于俄国为我的机构建立永久中心,但当时我对欧洲的生活条件了解得还不够,因此未能确实规画机构的设立地点。如今我把整个情况考虑一遍,觉得德国对我的目的而言,似乎是个适当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适中,而关于它的文化水准我也听说了很多。 「但是,既然因为那永恒的金钱问题,而得滞留在君士坦丁堡──这对于没有一个美国叔叔的人都是痛苦的问题──我必须在当地多待几个月,多做点生意,赚够了才能往前走。同时,也因为陪我同来的那些人应该继续所谓的『工作』,我就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聚居区培拉,租下我能找到的最大场地。趁着经商的空档,我就指导那在提弗里斯即已开始的动作课程,并在每个星期六安排公开示范,让学生们习惯于表演,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感到局促不安。 「当地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成群结队来看这些示范表演;他们对这些动作和我特别为其谱写的音乐,以及我的学生为来日德国设立机构所进行的各种准备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参访者要求获准加入。同时,欧洲大局的不稳定,也威胁着我的计画,因为政府之间互不信任,使得外国签证的取得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外汇汇兑的波动也愈来愈历害。 「因此我决定在君士坦丁堡扩大活动范围,作法是:组织公开演说,从各方面阐明我的基本观念,并为人类表现的三方面开辟研习课程,也就是运动、音乐和绘画,这是就它们与客观科学的关系所考虑。 「因此,我再度一头栽入狂热的活动,以所有可能的手段赚钱,在君士坦丁堡当地,也在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第魁(Kadikoy);为了到卡第魁去,我几乎每天都乘船渡海。所有剩余的时间,我都投入我所组织、当时有许多新学生加入的课堂上。这么一来,我就只能在来回的渡轮及电车上,撰写将交由某些特别调教过的学生朗读的演说大纲了。 「像这样狂热活动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年,久候的签证终于来了。我的口袋里由于金钱快速流出而造成的长期破洞,在这时候总算止住了,甚至还有些钱开始在衣折间积存。 「因为在当时,那自作聪明的土耳其青年开始变味,我决定不等到这些自作聪明搅和出一堆乐子,就带着我的人尽快离开,全身而退。所以,我快速将课堂移往卡第魁,并让我最够资格的新学生去带领,然后便前往德国。 「到了柏林,我为所有跟我同来的人,在不同的旅馆觅得住所,并在柏林一个叫须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地方,租了一间大厅堂,继续那被打断的工作。然后我立刻开始旅行全德,去看各式各样认识我的人为我的机构找到的场地。 「看了一定的场地之后,我终于选了一个房子,它位于德瑞斯顿(Dresden)市郊的黑勒劳(Hellerau)。那是一座经过特别设计的房子,其中的配备都是为了一个新文化运动──亦即最近常被提及的道克罗兹(Dalcroze)体系──而装设,显得十分堂皇高贵。 「因为这栋房子和它的陈设多少比较适于设立机构总部,并作后续的发展,我便决定买下整栋建筑物。但 是当我跟它的所有权人洽商时,却有一群对我的观念有兴趣的英国人,建议我把机构总部设在伦敦;他们表 示将全权负责所有的花费和组织上的问题。 「当时各国的局势持续紧张,使得财政极不稳定,我自己以及我所交往的人,都深受其苦。因此,来自英国的建议很令我动心。于是我前往伦敦,实地探察当地的情况。 「因为在我指导下的柏林工作,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长期不在,将不利于它的进行,而且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英国的事做出裁夺,因此我决定每两、三个星期去伦敦待个几天,而且每次走不同的路线,以便熟悉其它的欧洲国家。 「依照几趟旅行的观察所得,我的结论是:建立机构的最佳地点,既非德国,亦非英国,而是法国。 「法国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比别的国家稳定;虽然地理上不如德国位居中央,然而它的首都巴黎却是公认的世界首都,因此法国似乎是地球上所有种族和国民的交会之地。所以依我看来,传播我的观念最适当的基地便是这里。 「英国呢,由于它的岛国状态,不可能允许这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构设在这儿,或许会沾上地域性机构的狭窄性质。 「那就是为何我在某次旅行到伦敦时,明确地拒绝在那儿设立总部;但我同意派遣经我特别调教的指导者以及我的某些学生过来;他们将待在那儿,直到我的机构在英国开设分部为止。 「总之,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抵达法国。 「到了那儿,我偿付所有旅费之后,我只剩下十万法郎了。 「在法国我为学生安排了一个暂时性的住所之后,就租下了道克罗兹学校,作为继续工作的暂时场地,并开始寻找一栋房子以及基金,来建立我的机构。 「经过长久的搜寻,我在巴黎近郊勘查的许多房地产中,最适合的一处,叫作普里耶庄园(Chateau du Prieure), 距离着名的枫丹白露庄园(Chateau de Fontainebleau)不远。 「这处庄园的所有权人,从一位很有名的律师那儿继承这笔房地产;由于保养费用过于庞大,她急于脱手,并且希望出售,而非出租。因为有几个可能的买主,她遂一直拖延跟我洽商的时间;她的这番表现,套句当代气象界人士的话,『不是下雪,就是下雨,或是这样,或是那样。』而在我这方面,正如你们十分了解,那时正处于财政空虚状态,并不可能把它买下来。 「最后,经过一番折冲,并且定下许多限制条款之后,业主终于延后一年出售那笔房地产,在这一年以六万五千法郎租给我;我有六个月的时间考虑要不要买,过了那段时间,她就有权将那笔地产售与他人,而我必须即刻迁出,不得拖延。 「在这些条件下承租了普里耶之后,第二天我就带着五十名学生搬了进去。那天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从那天以后,在我十分陌生的欧洲特有情况下,我生命中最疯狂的一段时期展开了。 「当我走进普里耶的大门,就好像『大麻烦太太』恰在那位老门房的后面向我招手。我的十万法郎,一直到最后一枚铜币,都已随风而逝;一部份是只付租金,一部份是花在大批人马在巴黎三个月的生活费用。而今,除了继续只持这么一大群人之外,我还面临必须花费大笔金钱备办家俱和各种设备的窘境,因为这地方的家俱或其它居家用品,都不是计画给这么一大批房客用的。而且还有一大批人要从伦敦过来,因为伦敦的分只机构尚未开办。 「我的情况还因为一项事实而显得更复杂。当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我不会讲任何一种西欧语言。 「从巴坦出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我。但是在君士坦丁堡时,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那里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而那些语言我都很熟悉。然而,当我一离开君士坦丁堡,到了柏林,这方面的困难就出现了。如今身在巴黎,必须再度寻找生计应付大笔花费,我比以往更觉得有必要懂得欧洲语言,但同时我却匀不出一分一秒来学习。 「透过通译来做生意简直不可能,特别是在商业交易方面;在商业交易中,人必须能抓住对方的心情,跟他的心理玩耍。即使有一个好的通译,翻译所需的长时间停顿也将毁了制造的好效果,更别提音调的传达,而音调在商业谈判中又是那么重要。 「而我甚至没有一个好的通译,因为在这方面可能帮助我的人,都来自其它国家,法语对他们而言都是外国语,特别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进行所谓的客厅会话──甚至还不是在当时的法国。而我当刻所需者,却是严肃的商业会谈用的漂亮法语。 「在法国头两年,我觉得自己的话没有被正确翻译出来所感到的神经紧张,抵得上你们上百个菜鸟掮客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紧张。 「考虑进驻普里耶必须在家俱上花一大笔紧急只出,而且也不可能立刻赚得那笔钱,我开始思索是否能够弄到一笔贷款,付清当前最迫切的款项。我的意图是:将机构的工作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使我目前能够把一半时间用来赚钱,然后逐渐把借来的钱还掉。 「我在伦敦,从对本机构有兴趣的不同人士处顺利贷得这笔钱。十五年来,那是我头一次违反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独自为我的工作负起完全责任;不从外界接受任何物质上的帮助。 「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到那时为止,尽管开只庞大,以及过去十几年来并非由于我的过失,而是由于政治、经济情势引来的失败和损失,我绝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每样东西都是我自己劳力的结果。我的朋友,以及对我的观念有兴趣或有所同情的人,曾多次想要提供金钱给我,但我总是加以拒绝,甚至在困难的时刻,我也宁愿以自己的努力去克服障碍,而不违反自己的原则。 「藉着这笔贷款度过当前的难关之后,我就拼了命去工作。我在这段期间所担当的劳务,可说是超乎常人。有时候,我必须一天工作整整二十四小时,绝非比喻而已。整个晚上在枫丹白露工作,整个白天在巴黎,或者反过来;甚至乘火车来回的时间也都用于书信或磋商。 「工作进行得很好,但几个月来过度的压力,与八年来未曾稍歇的劳瘁一加,使我的健康状态严重受损;尽管我心中渴望,也仍然努力不懈,却不能够再维持原来的张力。 「尽管我的工作受到重重的障碍与限制:包括健康不佳、商业活动因语言不通而窒碍难行,再加上我的敌人,如同早已形成的铁律一样,与朋友的数量形成正比,我仍设法在六个月之内完成了大部份原先计画的事宜。 「既然对你们大部份美国人,尤其是现代美国人而言,惟一能刺激思惟流动的,就是你们熟悉的收只平衡表,因此我希望至少为你们简单列举我从进驻普里耶,直到我出发来到贵国,这段期间内所偿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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