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阐述的道理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他表达的意思很容易契合大众的心理。但本人总觉得司马光的观点没有向前进一步，把问题阐述的更清楚。其实，所谓的“德”和“才”的区别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德”与“才”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很容易地分开，如果我们的文化总是如此强调“德”，对“才”有着足够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历史何以演绎成权谋角逐的历史？
　　司马光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由于“才”胜出“德”的缘故。“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才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善恶，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君子）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小人）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所以，要树立“德”的绝对引领和优先地位，用“德”才统摄“才”，则是正道；无“德”而“才”盛，则是魔道。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总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情感，总是本能地排斥“正直中和”之人，而亲近“聰察強毅”之人。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但这里的问题是：德和才能否分开？一个人能否在有“德”的同时还有“才”，所谓德才兼备是不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存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我们对“德”和“才”的理解。什么是“才”呢？“才”就是“智”，而中国的“智”总表现为在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探究。在西方社会中，“德”和“才”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德”和“才”的关系问题。“德”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品质和修养，而“智”体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即对自然界奥秘的严肃寻求。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在智力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这些社会都能容忍。因为西方有“原罪”性质的宗教，有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制度。西方的宗教精神不相信人是善的，因为他们偷食了禁果，心中已经有了恶的种子，注定了要在地面上劳累一生。正因为人任何时候都有作恶的动机和冲动，所以西方有着严格的法律，以法律调节人际关系，以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人的行为。所以，西方从来不弘扬道德，也不鞭笞非道德，只是强调法律的尊严。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就无可厚非。你道德品质再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别违反法律，也没有人会“千夫一指”的谴责你，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都值得尊重。还是那句话，只要别违反法律。
　　 也正因为此，西方人在“人事”方面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说很单纯，因为法律和制度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只要按规矩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人际关系方面浪费过多精神，他们的智力一般都投向了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大家不知道是否看过《阿甘正传》，那代表了美国人的一种精神，单纯、向上，不停地奔跑。不像我们中国人总喜欢看历史剧，总是在历史剧中去感觉我们前人的智慧。尽管西方也出现了大量的励志书、管理智慧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大多都是让人拥有什么品质（比如勤奋、意志力、执行力等等），而不是让人去掌握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因为法律和制度在根本处已经限制了人的“投机取巧”。
　　 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德”和“才”表现在同一个地方，即人际关系中。所谓的“德”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才”也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德”和“才”就表现为互相排斥，有“德”的人不可能有“才”，有“才”的人必定无“德”。这个观点很偏激，但笔者能够自圆其说。
　　 “德”是什么？道德和功利目的是互相排斥的，它总是表现为对必然性的超越。或者说，它总是在做在理性看来毫无道理的事情。也正因为此，人才获得了尊严，才比动物崇高。人在作出道德选择的时候，排斥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计，而是“当机立断”。孟子说的好：“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测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看见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我立刻下去把他救上来，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好朋友，也不是因为贪图救上这个孩子来会得到好名声，置之不理会得到坏名声。当我作出这种道德选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算计和衡量：对我有利就去做，没有利就不去做了。一个母亲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仅有的粮食给自己的孩子吃，并不是因为他不吃照样能挨过去，而是宁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饿死，这正是道德的选择，是对功利选择的扬弃。邱少云在大火焚烧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为他为了一个更到的目的而超越了求生的动物本能。康德说，道德彰显的是人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超越了人的本能，属于人的自由才会彰显。
　　 如果说“德”是对功利目的的排斥，那么“才”呢？“才”恰恰是对功利目的的迎合。所谓的“才智”不过是在“得”和“失”、“进”和“推”、“进攻”和“防守”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罢了。没有这种算计和衡量，我们不能说它有“智”。诸葛亮有“才”，是因为他总能在与敌人的斡旋中善于衡量和取舍，表现出其足智多谋的一面。张飞没有“才”，是因为他比较冲动，是草莽英雄，做事情不计后果。
　　 所以我不赞成司马光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德”和“才”是互相排斥的。《通鉴》中后面的几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谈到。
　　 因为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取向，“德”和“才”同时向一个地方用力，所以它们往往纠缠在一起，真假难辨。我们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一种行为到底是“德”还是“才”。有时候，“德”也是一种“才”，因为所谓的“德”不过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罢了。有时候，“才”也是一种“德”，因为正是因为有“才”，才能打起“德”的幌子。赵襄子为了能上位，用尽心机，我们可以说他有“才”，但不能说他有“德”。他表现出来的“德”，我们实在不知道是真“德”还是假“德”，也许，他内心中根本就不是信奉道德的人，而是装着讲道德，博得民心而已。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才”，而不是“德”。我们的俗语说：“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正是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而那些真正有“德”的人呢？因为他们不攻于算计，不计较得失，总是表现得那么没有“才”。这一点，庄子在一个故事中讲的很清楚：
　　
　　 子贡到南方楚国旅行，返回晋国，路过汉阴，见一老人正在整治菜园，他挖了一条隧道通到井底，用瓦罐取水浇园，呼哧连喘，用力很多而功效很低。子贡说：“有种机械，一天可浇百畦，用力很少而功效很高。先生不想用它吗？”
　　 浇园老人抬起头看着他说：“什么意思？”子贡说：“用木头做成个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像抽的一样，快得好像沸水上溢，名叫桔槔。”浇园老人愤怒得变了脸色，冷笑着说：“我听我老师说，有机械必有机械的事，有机械的事必有机谋的心。机谋的心藏在胸中，心灵就不纯洁。心灵不纯洁，精神就摇摆不定，没有操守。精神没有操守，就不能得道。我不是不知桔槔快，而是感到羞耻而不用它。”
　　
　　 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那些能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有“才”之士又怎么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呢？相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攻于算计和权衡的谋略高手呢？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德”和“才”的关系不过是文化中“仁”和“智”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仁与智的纠缠，注定了德与才的纠缠。一方面，中国人所引以自豪的道德境界，被一些悲壮的仁人志士所演绎，他们的道德楷模的地位恰恰是以牺牲和死亡表现出来。而在政治上，权谋的“智”又往往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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