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神能够转变文化”(God-Transforms-Culture)的态度

尼布尔称这种人为“转化派”(Conversionist)， [ 19 ] 因为他们虽然也有上述的二元论观点，但他们同时也强调文化可以被“转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例如奥古斯丁、加尔文和韦斯利都属此派──强调，文化虽是堕落的，却是可以被转变的，甚至有可能藉神的能力及恩典被救赎。换句话说，文化虽然有污点，但其本质并非罪恶，而历史正是显示神在转化及更新人类及文化的实况。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知们苦心孤诣地呼唤，不断地提醒世人：神不仅关心每个人的得救，也期待文化和社会风气都得救赎。

尼布尔的分类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蓝图，帮助我们理解历代基督徒的立场及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上述那一种态度，可称之为完全合乎圣经的立场。同时，除了尼布尔之外，还有其它的宣教学家也提出他们自己的“宗教与文化模式”。

克拉夫在评介尼布尔的几种模式之后，也介绍他自己的“神在文化之上，也透过文化”(God-above-but-through-Culture)的模式。 [ 20 ] 这模式与上述的最后一种观点很接 近。但是克拉夫强调，文化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与神之间也没有敌友之别。但是文化之应用则不然，因人的本性已受罪的污染，所以文化的应用也就被污染了。由于文化是动态的，是随时因人的改变而变动的。因此，若有一群人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整体社会在文化的应用上，也会有较明显的转化。重要的是，这位超然于文化之上的神，却选择用人类的文化──既有限又不完美的文化──来作为向人类启示自己的渠道和媒介。

希伯(Paul G. Hiebert)在讨论基督教的福音的关系时指出三个要点。首先，福音应与文化作明确的区分，否则容易陷入上述尼布尔所说“神在文化之内”模式的错误中。其次，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文化是传达福音的工具，有时福音需要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而这种传译的过程称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 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最后，福音呼吁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被更新。因为人罪性的缘故，所有的文化都免不了在结构和运作上参杂了邪恶的成份，例如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经济压迫和战争等。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肯定各个文化中的优良成份，但也应该明确指出其中的缺点，并设法改正。 [ 21 ]


(二) 宗教在文化中的沟通与传达

文化差异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因为每一个社会都透过自己的语言及文化，来看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一个文化是没有偏见的，因此跨越文化的传译和沟通绝不是容易的事。文化差异会在好几方面影响所传递的信息：第一，除非传信息者用接收者所能理解的形式来沟通，否则接收者无法接收信息。第二，信息本身必须经过翻译，而且扭曲的程度必须达到最低。第三，信息也要适应当地文化的处境，在建筑物外形、崇拜形式、诗歌和领导方式都要有所调整。而外来宗教在本地文化中的沟通，所遭遇的困难，与上述是相似的。

1. 沟通的艺术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沟通有三个要素：说话者，信息和听众。这是一个虽然简略，却很有用的基本架构。近代的沟通理论则有更深入的分析。例如贺色格芮夫(David J. Hesselgrave)指出，除了上述三要素之外，应该还有“加码”(Encoding) 和“解码”(Decoding)两个要素。“加码”是将传递信息者心中的意念和思想加上某种“密码”(Code)，使之以语言、手势甚至鼓音表达出来。“解码”则反其道而行，将用密码传达的信息解译，使接收者将信息储存于思想中。 [ 22 ] 下图可表示这五要素之相互关系：

沟通的过程

另一方面，希伯指出，文化沟通包含三个层次：理性、情感和意志。在“理性层次”主要是传达信息和意义；在“情感层次”是感受的分享；在“意志层次”则是价值判断的传达。通常在沟通时，这三个层次是同时进行的。 [ 23 ]

在理性层次传达信息时，最主要的方法是语言──无论是说或写，因为只有透过文字，人类抽象的概念才能传达。但是往往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我们的感受也借着表情、姿态或动作等“肢体语言”传达出去了。不但如此，我们的价值判断也传达出去了，我们认为对方是否在说实话，我们喜不喜欢对方，或我们认为对方是正直的还是诡诈的，都经由我们的用字遣词显明了。所以，沟通的时候，我们所传达出去的东西，常常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我们可能集中注意力在信息的传递，但是许多其它层次的东西也传出去了。 [ 24 ]

2. 跨越文化沟通

贺色格芮夫在分析跨越文化之沟通时，提出一个包含七个层次的模式。 [ 25 ] 他指出，当某一信息由甲文化传至乙文化时，这信息会经过七层的“滤网”解码。因此，影响信息传递的两大决定性因素是：甲方对乙文化了解的程度，和乙方对甲文化了解的程度。换句话说，如果乙方对甲文化有充份的了解，当他们在“解码”时，比较能正确地解读信息的原意。或者因甲方对乙文化有深入的认知，所以在甲方“加码”时，已采用乙方习用的密码，使乙方在解读时容易正确地掌握原意。

贺色格芮夫的七层滤网包括世界观、思考方式、语言形式、行为模示、社会结构、传播媒体和决定诱因等。在此我们只能作简略的介绍，详细的讨论请参见原着。

（一）世界观

“世界观”好比是人们看世界时所带的“眼镜”，透过它所有的事物都清晰了，很多事情也有了较合理的解释。不同民族和文化都发展出其独特的世界观。譬如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深受儒道二家的影响，道家强调“阴阳”、“道”和“无”等概念，儒家则强调“忠恕”、“孝道”和“性善”等观念。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时，自然而然地，中国人用道家的“无”来看佛教的“空”；道家的“阴阳”之理被视为与佛教的“因缘”“轮回”相呼应；儒家的“人性论”也强化了佛教的“佛性论”。换句话说，中国人透过中国人的世界观来看待与理解佛教，至终产生了中国佛教。这是世界观影响文化沟通的一例。

（二）思考方式

有许多人研究东西方人士思考方式之异同， [ 26 ] 古立克(Sidney L. Gulick)认为西方人 注重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东方人则偏重神秘的、直觉的思考。诺斯若普(F. S. C. Northrop)认为，虽然东西方人士都由感官经验入门，但是西方人着重理论的推敲，东方人却集中在审美方面的涵意。史密斯(F. H. Smith)则提出三种对实体的思考方式：抽 象观念、直觉和具体关系。他认为西方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代表三种不同的典型，他们思考方式的优先次序如下：

西方人：抽象观念、具体关系、直觉

中国人：具体关系、直觉、抽象观念

印度人：直觉、具体关系、抽象观念

学者指出中国哲学，无论是道家或儒家，都以具体的经验来探索真理，不像西方人依据前提假设或概念，也不像印度人依靠神秘经验和直觉。因此，中国禅师会教导门生“劈柴挑水，无不是禅”，这恐怕不是印度禅师所能传授的，而这正是中国禅的特色。

（三）语言形式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近代学者激烈争辩的问题。 [ 27 ] 渥夫(Benjamin L. Whorf)强调语言形态的歧异性，认为语言的差异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因为语言不仅表达意念，也塑造我们的思想。但琼斯基(Noam Chomsky)则强烈批判渥夫的理论，认为语言的差异只是表层的，它们的深层结构是兼容的。所以，琼斯基强调语言及人类的相似性，而非其相异性。近代的语言学者似乎较倾向于琼斯基的观点。

当然，不可否认地，语言也的确表现出文化的差异。例如中国文字常以具体事物来表达抽象概念，许多佛教术语很清楚地反映这一个特色：人的真实本性称为“本来面目”，寺庙称为“丛林”，肉体的生命叫“臭皮囊”。另一方面，中国字是形声字，所以有些抽象概念在翻译时，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误导。像基督教中非常重要的“罪”之观念，就是一例。“罪”从字根来看，是“非”在“四”之下，也就是指“匪类”（“非”者，“匪”也）被逮住了（“四”在小篆是“网”字，也就是“网”字），因此“罪人”指犯法之人，而且是人赃俱获的现行犯。但是在基督教圣经中的“罪”，在希腊原文却是“射不中的”之意，意思近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过”字。可见跨越文化的语言翻译是困难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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